熟女探花

　　一部剧集，半部新中国刑事法治演进史。

　　近日，国内首部聚焦新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年代大剧《重器》迎来大结局。细细回想，剧集开篇的一幕仍历历在目：一间朴素的教室里，黑板上遒劲有力的“法律人”三个字，奠定了整部剧的精神底色。

　　该剧以改革开放初期至1997年中国法治转型的关键阶段为叙事背景，剧中人物的困顿与抉择、坚守与求索，并非艺术虚构，而是生动复刻了新中国法治从筚路蓝缕到日臻完善的不凡征程。

　　回望法治建设起步之初，“无法可依”是时代困境，“有罪推定”是司法痛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1979年七部法律集中出台、终结“无法可依”的局面，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首次大修“疑罪从无”理念入法，再到1997年刑法修订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无不伴随着认知的突破、理念的革新，还有一代代法律人孜孜不倦的探索。

　　疑罪从无

　　《重器》开篇的第一案——杜晓辉案，是陈一众心头一道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

　　一个雨夜，高二女生薛春燕遇害。杜晓辉因事发时出现在现场、身上沾有被害人血迹、手部有抓痕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但在陈一众看来，杜晓辉并不一定是凶手。在陈一众的回忆里，音乐老师徐钊与薛春燕似乎存在暧昧关系。之后，他在徐钊的宿舍里喝酒，酒后失言的徐钊曾提到“薛春燕”，这让他一度怀疑徐钊和薛春燕的死有关。

　　那时的陈一众还未接受系统的法学训练，判断是非的逻辑来自周遭环境的耳濡目染：街坊邻里议论起案子，总习惯先锁定“最像坏人的人”；办案人员排查线索，也往往在锁定目标后，顺着“有罪”的方向搜集证据。

　　这种思维惯性像一道无形枷锁，渗透进彼时的司法办案中，杜晓辉案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酿成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经历了重大转型。这一转型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苏联法律制度被全面引入。这一时期，刑事诉讼强调国家的刑罚权和追诉权，注重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对个人权利保障重视不足。在审判构造上，法官依职权主导庭审，可以主动调查案件事实、调取证据。

　　在规范体系层面，自1949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后，统一完备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典在此后30年间始终缺位。刑事司法活动主要依据单行法规、政策、内部文件等。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颁布，这部法律的出台，结束了刑事诉讼长期无法可依的历史。这部法律虽然确立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原则，但没有明确规定“无罪推定”，甚至部分条文为“有罪推定”的办案思维留下了空间——如第64条关于“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将被告人供述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方式。

　　剧中，余高远、夏英杰所在的滨江市某河边惊现一具无名女尸。因当地女子于三花恰好失踪，体貌特征相近，经亲属辨认，女尸被认定为于三花。她的丈夫钱兴良随即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对钱兴良进行连续疲劳审讯，取得他的有罪供述。最终，钱兴良一审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在律师袁亦方的辩护下，二审改判为死缓。

　　然而，八年后，被认定死亡的于三花，竟然出现在了自己家里。真相随之揭开：当年她与钱兴良争吵后，在回家路上被人贩子拐卖，生下三个孩子后才寻机逃出。法院迅速启动再审，依据相关证据，撤销原判，当庭宣告钱兴良无罪、立即释放。

　　1983年“严打”开始，对特定犯罪依法缩短上诉期限、限制辩护权、简化审理程序。这一强调“从重从快”的政策取向取得了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的效果，但客观上弱化了程序保障，使“有罪推定”现象更加突出，一些存疑案件难以得到公正处理。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刑事司法在“有罪推定”与“疑罪从无”之间，经历了一段特殊的过渡期。“彼时，面对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案件，法院往往不轻易作出无罪判决，而是选择‘留有余地’——在定罪时认定有罪，在量刑上从轻发落，这便是后来被学界称为‘疑罪从轻’的裁判思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认为。

　　剧中的闫继才或许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会从一名出租车司机，成为强奸杀人犯。这起案件，也是驻监检察官郭达杰与张丽慧持续为之奔走的“心头案”。

　　那天深夜，刚与男友分手、情绪低落的女孩林燕上了闫继才的出租车。见林燕哭泣不止，闫继才心生怜悯，不仅免收车费，还在她中途下车后原地等候了40多分钟，确认她安全后才驾车离开。然而就在这天夜里，林燕在一片小树林中被人残忍杀害，死后遭奸尸，手段极其凶残。

　　案发后，闫继才因曾与林燕接触，被迅速锁定为犯罪嫌疑人。然而卷宗中的物证却指向相反的结论：林燕指甲缝中残留的皮屑组织DNA与闫继才的DNA并不匹配；闫继才发给妻子的传呼显示，他并没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尽管如此，在“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的模糊标准下，他仍因有重大作案嫌疑，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狱中，闫继才逢人就喊冤，却屡屡碰壁。直到驻监检察官张丽慧听到他的申诉，职业敏感让她察觉该案疑点重重。张丽慧与师父郭达杰联手追查，真相终于浮出水面：真凶并非闫继才，而是一个名叫魏河水的人。因适用“疑罪从无”原则，闫继才被无罪释放。

　　从“有罪推定”到“疑罪从轻”，再到“疑罪从无”，词语的变化背后，是杜晓辉们的生命代价，是闫继才们的冤狱，是一代代法律人在具体案件中反复思辨、不懈求索的结果。

　　其中一位标志性的推动者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他曾力主将“疑罪从无”原则写入新法。这一原则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中具有划时代的突破，面临的思想禁锢之大可想而知，但陈光中始终力陈己见、保持学术定力，“‘疑罪从无’一定要写进去，这对防止误判、保障人权至关重要，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

　　历时九个月，数易其稿，陈光中带领团队顶住压力，坚持将“疑罪从无”写入建议稿，最终形成了统合共计六编、三百二十九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1996年3月，全国人大顺利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陈光中主持起草的建议稿中有65%的条文被此次修正案吸收。

　　1996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首次在法律中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原则的确立，不仅是防止冤案、保障人权的制度设计，也对打击犯罪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4月，最高人民熟女探花 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为国家检察官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首批调训班次授课时强调，“疑罪从无”必须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决不能让“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成为犯罪分子逃脱罪责的理由。

　　这也意味着，对于案件事实、证据的疑点，仍有查证空间，应充分运用退回补充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等措施，积极补充、核实证据，切实做到“不枉不纵”。而这，正是最高检党组提出的“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一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的具体落地。四川乐山强奸杀人案，正是这一理念最有力的注脚。

　　2006年8月24日，四川乐山出现一具衣不蔽体的女尸。因具有作案嫌疑的毛小军（化名）作出多次有罪供述，且内容与现场勘验结论较为接近，毛小军因涉嫌实施强奸杀人行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然而，时任乐山市熟女探花 公诉处副处长王雁飞（现任四川省广安市熟女探花 检察长）看完案卷后，却觉得很不踏实。他依法讯问毛小军，并细致审查了其到案后的供述，发现其三个阶段的供述虽看似稳定，但在击打部位、致死手段等关键细节上存在矛盾。

　　检察机关经过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后，建议对毛小军变更强制措施。随后，公安机关作出终止侦查决定，毛小军依法被解除了强制措施。经过14年持续跟踪监督，真凶彭某某落网，最终因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一个可能的冤案，最终没有发生。这背后，正是检察人员穷尽一切手段、守住证据底线的结果。

　　在采访中，《重器》的导演沈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冤错案，这是法律存在的必然条件之一。但是今天我们的司法人员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冤错案，我认为这是法治进程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我们拍摄这部剧的初衷。”

　　控辩平衡

　　在法庭上，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辩护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控辩双方基于客观事实与法律适用的理性抗辩，目的是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主任齐秀敏是位“70后”。《重器》里律师为见当事人一面而奔走、为看不全卷宗而焦灼的场景，她也曾亲身经历过。

　　剧中，1984年，即将毕业的陈一众等五位法学生，一同前往南余县实习。在这里，他们遇到了这样一起案件——

　　乡村教师乔至良与妻子的亲侄女魏三妹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在被乔至良妻子发现后，魏三妹不堪压力自杀，检察机关以强奸罪对乔至良提起公诉。律师李乡认为魏三妹给乔至良的情书和道歉信足以证明这不是强奸，而是“通奸”。

　　“强奸”与“通奸”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关乎一条人命，李乡顶住舆论压力，在法庭上出示了魏三妹写给乔至良的多封情书，以及她写给乔至良妻子的道歉信，认为二人属于长期自愿通奸、不构成强奸，坚持作无罪辩护。

　　19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人不仅有自我辩护权，还有权委托律师辩护。李乡的辩护意见一出，围观群众义愤填膺，甚至想要冲上前去揍他。之后，为“平息民愤”，李乡竟因涉嫌包庇罪和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被逮捕。

　　危急时刻，著名律师袁亦方从北京赶来，为李乡出庭辩护。他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地发问：如果律师依法作无罪辩护，就要被扣上“包庇”的帽子，今后谁还敢为人辩护？辩护制度又何以立足？

　　这声质问，落在一个特定的制度背景上。“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律师通常要到法院审判阶段才能介入辩护，阅卷时间短、介入程序浅，等律师见到被告人，案子往往已经‘定了调子’。”齐秀敏向记者解释道，剧中的袁亦方即便名满全国，了解案情时仍会处处受阻，正是当时辩护空间狭窄的真实写照。

　　剧情来到1996年。精神障碍患者尹平放火烧了邻居胡旭东家的牛棚，被村长用铁链锁了起来。驻村法官夏英杰出于同情解开铁链，尹平偷跑出门后遇害身亡，奶奶也随之自杀。此前与尹平有过节的胡旭东，在村民的指指点点中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捕，疲劳审讯后认罪。陈一众坚信证据有疑点，决意出庭为胡旭东辩护；而坐在公诉席上的，正是他昔日的师父、滨江市熟女探花 检察官林怀民。

　　齐秀敏告诉记者，与剧情相映照的，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判阶段大幅提前，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是制度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此，律师可以真正行使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这些权利，但在实践中，这些权利一时仍难以兑现。

　　剧中，陈一众向林怀民提出，律师辩护有三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三难’，是我们那一代刑辩律师共同的‘痛点’。”齐秀敏说，当年会见在押人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程序烦琐、限制多。要会见，先得经过办案机关同意，有的地方还要层层审批；会见时，谈话时间、内容都受限制，当事人想说又不敢说，很多情况无法核实。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查阅的是“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范围十分有限。

　　剧中，在陈一众提到这“三难”之后，林怀民表示，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为他创造条件，因为如果“打球时把对手的一只手绑住了，还有什么意思？”由此可见，检察官和律师基于各自掌握的证据，站在自身的立场，对证据进行质证。只有控辩平衡的审判才能最大限度彰显法律的公正公平，才能最大限度杜绝错案产生。

　　对此，齐秀敏深有感触。“今天的检察官普遍树立了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真正把听取辩护意见当作防止冤错、确保案件质量的重要一环。检察官在办案中会主动听取律师意见，对律师提出的无罪、罪轻、证据瑕疵等意见，认真核实、认真回应，很多地方还建立了检察官、律师同堂培训、定期座谈的机制，检律关系越来越平等、越来越良性。”

　　2025年12月，最高检与司法部联合印发《依法保障律师阅卷权利工作规定》。该工作规定的最大亮点是系统构建了现场阅卷、异地阅卷、线上阅卷“三位一体”的律师阅卷全场景保障机制。

　　“以前我去熟女探花 阅卷，那真是个体力活，一摞摞卷宗得翻阅好久。但现在不一样了，去年我的同事办理了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及账目较多，卷宗有上百本。我们当时在出差，就试着用了检察机关的‘阅卷全场景体系’，手机申请、审核通过、在线阅卷，一气呵成，太方便了。”齐秀敏说。

　　谈起未来的工作，齐秀敏倍感期待。“最高检这些年反复强调‘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把律师当作可以信赖、应当依靠的重要力量，倡导构建‘亲’‘清’的检律关系。这些年来，检律之间的良性互动越来越多，也让我对法治的前景越来越有信心。”

　　法治中国

　　一座两层旧式办公楼的走廊尽头，有两间屋子是检察机构的办公室。这是五位法学院学子初到南余县法院实习见到的场景，也是彼时偏远地区审检合署办公的现实图景。

　　剧中，老审判长张恩成谈起刚入行的经历：“那时候县里就一个司法科，审案子的、公诉的、调解的都是一班人，到了地方既是审判员，又是检察员。”他说，这套模式是从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传下来的：“战争年代，机构精简、人员紧缺，审检合署既能节约人力物力，又能高效处理边区案件、维护根据地秩序。”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前，党中央便开始酝酿在新的人民政权中设置检察机关。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改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各区分设高等检察分处。这次机构调整，是从审检合署向相对独立检察体制迈出的重要一步，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实践基础，彰显人民检察事业在党的领导下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生命力。此后，这样的共识逐渐形成——司法权力必须进行科学分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必须保持相对独立；只有形成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防止冤错案件。

　　剧中，在滨江市某小镇一条热闹的商业街上，王有喜、梁月敏夫妇与田淑珍各自经营着一家小吃铺，双方还是对门的邻居。因自家生意冷清，梁月敏便造谣田淑珍“靠美色抢生意”，还唆使丈夫王有喜当街扒掉田淑珍的衣物进行羞辱，现场围观者无人制止，田淑珍因此精神失常。

　　案发时正值全国“严打”临近收官，“从重从快”依然是当时重要刑事政策导向。法院最终依法以流氓罪判处王有喜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梁月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消息传出，当地群众拍手称快。

　　然而，作为承办该案的检察官，陈一众却无法释然。他开始反复追问自己：作为一名检察官，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王有喜的行为固然恶劣，但判处死刑是否罚当其罪？这些疑问，如细针扎在他的心头。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没有为了“面子”将错就错，而是建议提出抗诉，哪怕领导说“抗诉就是打自己的脸”，他仍坚持推动纠正。

　　剧中，这起案件经由上级领导研究后决定不予抗诉，判决生效。当时的实践中，部分检察官认为，“抗诉就是打自己的脸”；部分检察官认为“抗诉了也白抗”，久而久之形成“配合有余、监督不足”的格局。

　　此外，一些检察官为了追求“胜诉率”，更倾向于与法院保持一致，而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监督审判活动。尤其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庭审方式带有浓厚的“纠问”色彩，熟女探花 与法院往往被视为“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关，检察监督职能自然弱化。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检察机关的定位、职权和保障不断强化，独立性和客观性要求也日益明确。剧中驻监检察官郭达杰与张丽慧的故事，原型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熟女探花 原驻监检察官张飚的办案经历，张飚正是一位矢志坚守公平正义、以实际行动践行客观公正立场的检察官。

　　那是2003年，浙江杭州发生了一起“强奸致死案”，“犯罪嫌疑人”张高平、张辉二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和死缓。2005年，张高平被押送到千里之外的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张辉被押送到新疆库尔勒某监狱服刑。

　　2007年7月，张飚在石河子监狱某监区劳动工地巡视检查时遇到了张高平。张高平一直在哭诉，称自己是被冤枉的。张飚安慰张高平：“如果你有冤屈，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继续向有关部门申诉，检察机关有责任为你提供帮助。”

　　事后几天，张飚专程到石河子监狱调阅了张高平的服刑卷宗，一页页地翻阅，疑点都记在本子上。他帮助张高平整理了申诉材料，以石河子市熟女探花 的名义邮寄到办案机关，却一度杳无音信。但张飚始终没有放弃，即使是在退休后，也一直在为此案奔走。在各方的努力下，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法院撤销原审判决，认定张高平、张辉无罪。当张高平打电话把这一喜讯告诉张飚时，张飚的泪水涌满双眼。

　　剧中，郭达杰与张丽慧为闫继才案奔走的艰辛，被刻画得克制而揪心。一封封申诉信寄出去，如石子投入深潭，不见回响；一次次跑到南陆市熟女探花 ，等来的却是敷衍的答复。师父郭达杰终究没能跑赢时间，癌症迫使他停下脚步，但张丽慧没有停下。

　　师父离开后，她带着两个人的执念继续前行。张丽慧也曾在深夜反复质问自己：这样的选择，到底对不对？值不值？没有人能给她答案。天亮之后，她再一次走出家门，寻找新的线索。

　　沈严这样评价张丽慧：“剧集初始，张丽慧在五个人当中并不显眼，但她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令人吃惊——她自请调往别山监狱，成为一名驻监检察官。在去往别山监狱的路上，司机还问她是不是犯了错误。她在别山监狱一待就是八年，把全部心血投入到翻案过程中。这个看上去文文弱弱的女生，比谁的韧性都要强，可能胜过了其余四个人。这也是我们心目中检察官的模样。”

　　在一代代检察人的不懈努力、共同见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孕育传承、巩固发展、创新完善。

　　法治中国，何以建成？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

　　法治之所以进步，靠的就是一代代法律人，就是他们坚定想让中国走上法治之路的执着信念和薪火相传的精神。沈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采访中说，文艺作品有很多方向，有的为观众提供情绪价值，让人爽、让人开心、让人觉得解气；但还有一种，是像《重器》这样的作品，可能会让观众觉得有点堵、有点难受，但也促使观众思考。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法学教育的意义，在最高检的支持下、检察日报社的指导下，萌生了创作一部讲述法学教育与师生传承的影视作品的想法。”《重器》制片人吕卫红告诉记者。于是，观众在《重器》中看到了周一仆、程兼济两位法学教授——以高铭暄、王作富等新中国刑法学奠基人为原型，在三尺讲台上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而这些学生走出校门，进入法院、熟女探花 、律所，构成了法治建设的中流砥柱。

　　《重器》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把镜头只对准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也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普通人。剧中的当事人、家属，乃至每一个在案件中等待答案的普通人，他们的相信与怀疑、坚持与放弃，同样是法治进程的一部分。

　　《重器》编剧赵冬苓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提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她参观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大厅时，看到特别多的群众来信，深感检察官的工作太辛苦了。“但换一个角度看，当老百姓遭遇不公或者对案件判决不理解时，会想到来熟女探花 寻求法律帮助，这本身就是法治进步的表现。”

　　每一个选择相信法律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法治中国的建设。从1979年的艰难起步，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臻完备，这条路走得艰难，却步步坚实。剧集已然落幕，法治中国的进程仍在继续。法者，国之重器；而一代代以赤诚铸就它、以坚守托举它、以相信成就它的人，同样是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