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中，年轻检察官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侦查机关已经讯问数轮，笔录厚厚一本，犯罪嫌疑人也已认罪，检察机关的讯问，是否只是把同样的问题再问一遍？
当然不是。
检察官的讯问，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自选动作。《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人民熟女探花 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应当讯问。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人民熟女探花 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审查逮捕阶段以可以讯问为原则，三类情形应当讯问；审查起诉阶段，一律应当讯问。这一程序不可回避，也不可省略。
《人民熟女探花 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条将审查逮捕中“应当讯问”的情形细化为七种，除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三种之外，还包括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以及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这七种情形是刚性要求，没有裁量余地。2026年，最高人民熟女探花 印发《人民熟女探花 审查逮捕质效标准（试行）》《人民熟女探花 审查起诉质效标准（试行）》，将“未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列入“办案质效不高”情形。该问不问，会在办案质效评价中直接反映。
法律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规定？
厘清这一层，才知道讯问究竟应当解决什么问题。
证据审查，应当面向在案证据，而不能止于在卷证据。卷宗只是证据的载体，笔录不等于陈述，人才是证据的来源。
一句话：阅卷是起点，讯问是关键。
如果只阅卷宗，看到的永远只是一个角度。事实有无出入，证据是否扎实，程序是否合法，犯罪嫌疑人有何辩解，都要见到本人、当面讯问，才能核实。立法把讯问安排在这两道决定案件走向的关口，就是要让批准逮捕与否、提起公诉与否，建立在对人的直接审查之上，而不能建立在对卷宗的被动信任之上。
这背后是司法亲历性原则。司法的本质是亲历，承办人只有直接接触证据、直接听取当事人陈述，才能形成内心确信。刑事诉讼的证据裁判原则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查证不仅是核对卷宗材料，更包括向证据的来源者当面核实。讯问，就是把纸面上的证据还原为活的经验，让承办人在与人的直接接触中检验证据的成色。
这一原理，有清晰的理论支撑。曾任最高人民熟女探花 副检察长的朱孝清把司法亲历性概括为“身到与心到的统一”，主张据此改革完善人民熟女探花 办案机制。近年来，最高人民熟女探花 副检察长苗生明在指导重大案件办理时要求，严格按照“阅卷、阅人、阅现场”的亲历性要求开展工作。对审查环节而言，“阅人”二字尤为紧要：阅卷之外，更要阅人；讯问，就是“阅人”最直接的实现方式。
最高人民熟女探花 对这项基本职能的分量，近年反复强调。2024年11月，最高人民熟女探花 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启动，副检察长葛晓燕在启动会议上要求：逮捕、起诉、刑事诉讼监督等刑事检察基本职能、共性业务，任何时候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讯问是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两道关口中最基本的动作；落到办案人身上，就是每一次讯问不能省、不能虚。
域外制度有相近的安排。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逮捕被指控人后应当不迟延地解交管辖法院；法官应当不迟延地、至迟在第二天对被指控人予以讯问，讯问时告知对他不利的情况，给予他消除嫌疑、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的机会。羁押之前，先当面听人陈述，这个道理，德国法写进了法条。我国的检察讯问，承担的正是同一功能：在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两道关口，由承办检察官当面见人、当场核实。
这就是检察讯问的制度逻辑：它不是侦查阶段的简单延长，而是审查活动本身的组成部分。
侦查阶段的讯问，是从无到有，解决从“零”到“一”的问题；检察讯问，则是复核、把关、深挖、监督，四种功能集于一身。两类讯问，任务并不相同。
以上是制度依据。下面讲三件事：检察讯问特别在哪里，当前笔录普遍存在什么问题，三个阶段为什么要适用三种问法。这三件事，是后面二十三问共同的依托。
第一条 检察讯问，特别在哪
第一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审查证据中唯一的动态环节。
卷宗是静态的。物证、书证、鉴定意见摆在案头，不会移动。只有见到人，审查才真正启动。
办案人员都有这样的体会：卷宗阅完，对案件形成初步轮廓；一经面对面交谈，判断往往会被修正。眼神是否躲闪，回答是否自然，细节是否吻合，不到讯问室里无从获取。
第二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法律监督的第一窗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强化检察监督；全国人大决议、全国检察长会议相继作出部署。这些要求落到刑事检察办案，最具体的落点就是讯问：监督线索大多不在卷宗里，而蕴藏于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之中。归案后的第一份笔录是否入卷，随身财物有无依法扣押，有无被非法取证，合法财物是否及时发还……这些事项卷宗不会自行记载，只有通过讯问，才能显现。
第三处特别之处，在于它要完成双重使命。
一头是夯实指控基础，查清事实，固定证据；另一头是发现监督线索：管辖有无问题，查封、扣押、冻结是否合法，有无漏罪漏犯。
只问案件事实、不问诉讼监督，这场讯问只完成了一半。
三处特别之处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检察讯问不是侦查讯问的重复劳动，而是案件质量的一道独立关口。这道关口如何审查，后面二十三问逐一回答。
第二条 复核，不等于复制
有一种讯问应当特别警惕：把侦查笔录摊开照原样再问一遍，犯罪嫌疑人也照原样再答一遍。这样的讯问，程序虽然走完，价值却是零。
检察讯问应当在侦查讯问的基础上，至少问出三类增量。
第一类增量，问侦查的过程。案件如何侦破、锁定犯罪嫌疑人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口供最初如何突破，逐一问下来，才补得上从笔录中看不见的东西。
历史的经验表明，冤错案件相当一部分就出在这个环节。据公开报道，聂树斌案中，锁定犯罪嫌疑人的依据较为薄弱，到案后最初几天的讯问笔录又告缺失，错案自第一步即已埋下。
将侦破过程重现一遍，将第一份笔录的去向查明，才能判断锁定结论能否成立。还要注意与发破案经过、到案经过相比对，不一致的，向侦查人员核实。锁定“人头”的差错，最容易发生在这个环节。
第二类增量，问证据的成色。前期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逐项审查：供述是否自愿作出，有无指供、诱供，与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归案后的第一份笔录在何时、何地制作，为何有的没有随案移送，都要逐一问明。
第三类增量，问监督的线索。有无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对管辖有无异议；财物查封、扣押、冻结有无超越权限、超越范围；鉴定意见有无依法告知；应当移送的财物和证据有无移送。
这些问项，在宿迁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通用模板中，已经列成清单。但清单要靠人来落实，不问，等于没有。
一句话：侦查讯问解决有无犯罪事实的问题，检察讯问还要再进一步，解决事实能否成立、办案过程是否合法的问题。
应当把犯罪嫌疑人作为两重身份来讯问：他是犯罪的全程参与者，查明事实要依靠他；也是诉讼的全程经历者，办案机关有无依法办案、有无监督线索，也要依靠他。前者指向查明犯罪，后者指向权利保障，两端都不可偏废。两重身份都问到，复核才算完成。
第三条 当前笔录，普遍存在什么问题
我在办案和调研中发现，讯问笔录存在五类通病。
第一类，形式主义。翻供之后，不追问变化的原因，新的说法照录一遍。翻供如何问到位，第十问专门讲。
第二类，没有细节，只有笼统情形。言词证据的生命力就在细节里；细节一缺，供述的真伪无从判断，一遇翻供便失去支撑。第十三问专门讲。
第三类，制作不规范。格式、确认语、签名、复制粘贴，都是常见问题；表面是文书瑕疵，实质动摇的是证据能力。第十六问专门讲。
第四类，讯问技巧不足。没有章法，应对不了辩解，驾驭不了场面。如何问细，后面几问专门讲。
第五类，缺乏监督意识。监督事项不问、不记，线索往往就此漏过；监督线索不会自行进入笔录，相当多的线索只能来自讯问中的主动发现。
五类问题，表现各异，根源是同一个：把讯问当成了走过场。有的办案人把讯问称为“打笔录”，一个“打”字，暴露的就是有意无意地把讯问看成了记录的过程，而不是发现真相的过程。后面各问，不少就是针对这五类问题提出的对策。
第四条 三个阶段，三种问法
检察讯问内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三个环节，问法也不相同。这一点，第四问专门展开。
审查逮捕阶段，要快、要准。法定期限只有七天，如果遇到集团犯罪，讯问时间都排不过来。所以，批捕环节的核心是两件事：人头不能错，事实能追究。盯住人和事，就不会错捕。
具体有五个必问：是否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侦查机关有无违法取证；对指控事实有何辩解及依据；有无前科劣迹、是否累犯；能否赔偿并取得谅解。
还有一点：疑难复杂案件，不必在审查逮捕阶段出示全部证据，有的关键证据留到审查起诉阶段甚至庭审再用，追问才有信息增量。
审查起诉阶段，要全、要细。这是最后一次全面固定口供的窗口期，问得不细，法庭上就会出现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因此，有时需要根据情况多轮讯问。
其中几个细节要问细：主观明知，不能问“你知不知道”这种结论，而要问客观事实和情节：价格是否明显偏低，场所是否正规，发票手续有无；犯罪数额，要逐笔核对，不能只记一个总数；因果关系，打击部位、工具类型、击打次数，要与鉴定意见逐项比对；共犯分工，犯意谁提起、工具谁准备、赃款如何分配，主从才分得清。
出庭公诉阶段，要少、要精。法庭是依靠出示证据来认定事实的场合，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要预设答案和证据支撑；公诉人没有把握的问题，一个也不问。被告人辩解多的，可以少问，通过举证证明犯罪。具体怎么设计，第二十三问专门复盘。
用证据而不是口才解决问题，这是庭审讯问和举证的铁律。
第五条 问案之外，还要问出监督
法律监督不是讯问的附加题，而是必答题。答法，是将监督事项内嵌进讯问流程，每次讯问固定问若干项，逐项过完，一项不漏。问出来以后，能核实的依法核实，该排除的坚决排除。具体问项，第三问专门列明。
第六条 问案，更要懂人
讯问不是对着卷宗说话，而是对着人说话。这里先讲两条总原则，具体方法，第八问专门展开。
（一）做思想工作要“连消带打”，不能空讲道理。先判断他为什么不认罪：畏刑的，怕判刑、怕丢工作、怕家人知晓，重点讲政策、讲认罪认罚从宽；心存侥幸的，点出一两个他以为你不知道的细节，打消其侥幸心理；情绪抵触的，先谈家庭、工作、身体，缩短心理距离，再进入主题。
消顾虑、消幻想、消对立，同时讲政策、点关键证据、指出从宽出路，这就是连消带打。还有一条要守住：给希望，不给结果，具体能从宽多少，不能承诺。
（二）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问法。十八岁的盗窃犯罪嫌疑人与职务犯罪的惯犯，能用同一套话吗？不能。
文化程度低的，用直白口语替代法言法语；学历较高、懂法律的，注重逻辑严谨，多用半封闭式提问（问得具体，答案可核对）；初犯、偶犯，宜作政策引导、坦白教育；累犯、惯犯，直接指向矛盾和证据，不绕圈子。
讯问前，先给讯问对象画像：年龄、文化、职业、前科、近期情绪。画像准确，讯问才能有的放矢。对于办案人而言，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管住情绪。对方的挑衅、狡辩、久问不答，都是讯问要处理的内容本身；情绪外露，就被对方牵住了节奏，不急不躁，节奏才在自己手里。
《尚书·大禹谟》讲用刑之道，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处理；宁可放过了按律当惩的人，也不能错杀无辜。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对于检察官而言，靠的正是从批捕到起诉的每一道审查，而检察讯问，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道。
这道关口的重量，清代名幕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引过一句谚语：“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朱笔一点，落到民间就是成千滴血。他因此劝同行：“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检察办案不是用朱笔断人生死，但每一次讯问、每一份笔录、每一份文书，落到当事人身上，都是具体的利害。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也有一句名言：“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他讲的是记者之笔。记者落笔，向公众交代；检察落笔，向法律交代。下笔之前，都要多想一想。
【动作清单】问前先定这一问在复核、把关还是监督；问中找增量，问侦查过程、问证据成色、问监督线索；问完对照五类通病逐条查。
注：文中朱孝清、苗生明、葛晓燕的论述，分别参见朱孝清《司法的亲历性》（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维护高水平安全，他们这样办案》（最高人民熟女探花 网站2025年2月17日）、《最高检成立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载《检察日报》2024年11月26日）；所引汪辉祖的著作，为［清］汪辉祖《佐治药言》（载《官箴书集成》第5册，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本）。
作者：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