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高岳
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我国地质遗迹资源富集，地貌景观与古生物化石类型多样，科研与保护价值突出。
1995年5月，我国颁布《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加强对地质遗迹依法管理，明确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地质遗迹可建立地质公园。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地质公园51处、国家地质公园281处。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介绍，该规定已实施30多年，部分内容与管理实际不相匹配；已建立的地质公园和其他自然保护地（含地质遗迹）仅覆盖部分地质遗迹点位，部分野外重要地质遗迹仍存在保护主体不清、巡查责任不明、执法依据不足等问题。建议将《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上升至行政法规层面，制定“地质遗迹保护条例”，为地质遗迹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具有极高生态价值
2026年10月29日，晴。深秋的阳光洒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附近的一段永定河谷上。
紧邻河谷，一条约3米宽的水泥路向山坡蜿蜒而上。记者沿路上行，见一道灰白色岩坡斜斜抬升，坡上长满落尽叶子的荆条，坡底便是低下去的河谷。
灰白色岩面被岁月剥蚀干净，岩层近乎水平地铺在坡上，石质粗粝，最惹眼的是嵌在灰白底色中的几团黑。
记者走近观察，那是数个微微隆起的圆包，丘体与周围岩石融为一体，颜色近乎墨黑，表面布满自丘心向外放射的裂纹，间杂几圈同心环纹，状如巨大冰面自下顶裂。
地质资料显示，这是一处距今约15亿年的古地震遗迹，整体由白云岩构成，裂纹中充填黑色硅化成分，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形态最完整、年代最古老的液化丘之一（液化丘系古地震致地下含水砂层液化、喷出地表堆积而成），为研究华北板块古地震周期提供了珍贵样本，并达到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地质遗迹标准。
离开这处地质遗迹，从永定河与支流清水河交汇处沿京拉路西行，不远处即青白口村，村西京拉路南侧山岭崖壁嶙峋。
记者看到，山岭崖壁中有一处巨大的岩石暴露面，褶皱剧烈，倾斜陡立，仿佛可窥见地壳约10亿年的沧桑巨变。再往前走，暴露面中可见两组不同的地层单元：一组为倾斜的灰白色厚层石灰岩（寒武系昌平组）；另一组为铁丝网围护、状如书卷的赭红色页岩（青白口系景儿峪组），单层页岩的厚度约半厘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王国庆曾担任该校周口店实习基地负责人。他介绍，“青白口”三个字在地质科学界闻名世界。学界以青白口村的标准地层剖面，将距今约10亿年至约8亿年的年代地层单位命名为“青白口系”。该系地层沉积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前，含少量宏观藻类、微古植物化石，对研究早期生命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拥有重要地质遗迹的，不止门头沟区。
据王国庆介绍，地质科学界有“中国地质看北京，北京地质看房山，房山地质看官地”之说。“官地”是指房山区周口店镇官地村，拥有官地杂岩、房山岩体、球形风化等多种地质遗迹。
2026年10月30日，记者赴官地村探访。
依村口指示牌，可见“房山周口店官地地质文化村”宣传牌，附近竖有“羊屎沟”木质指路牌。村中一条约500米长的小山谷，完整保存了罕见的地层剖面，记录了华北地区约18亿年至约1亿年的地质演化。
沿小路入沟，每行数十米便是一层新地层，故有“一步亿年”之称。沿途山石与地貌旁竖有科普解说牌，标示雾迷山组与洪水庄组、洪水庄组与铁岭组、铁岭组与下马岭组的地层接触界线（均为断层接触），并可见清晰的地层褶皱。
穿出沟谷进入官地村，记者看到一块以围栏围护的灰白色风化岩石。地质资料显示，这并非普通岩石，而是形成于25亿年前的变质岩“官地杂岩”，系华北地区最古老陆块的组成部分，是研究早期地球历史和板块形成的重要素材。
2019年以来，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在官地村修建地质遗迹保护围栏1100余米，并在重要遗迹点设置科普解说牌。
在这背后，是北京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北京市地勘部门曾对全市地质遗迹展开调查，确定了50处重要地质遗迹，分布在房山区、延庆区、门头沟区等地。
王国庆介绍，近年来北京市在地质遗迹专项调查基础上，推动国家地质公园等建设，保护和合理利用部分重要遗迹资源（如硅化木、恐龙足迹等）。其中，2处世界地质公园（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5处国家地质公园和1处市级地质公园。
立法层级有待提升
北京通过建设地质公园、设立保护围栏和科普解说牌，对重要地质遗迹实施了较为系统的保护，是全国地质遗迹保护的一个生动缩影。
我国是世界上跨越纬度与海拔最大的国家之一，多样化的地质构造格局与地质地理环境，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地质遗产：喀斯特、丹霞、火山等地貌景观形态奇特，恐龙化石、古人类化石丰富多样，还有云南澄江动物群、辽宁热河生物群等世界级化石产地。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提出，对具有国际、国内和区域性典型意义的地质遗迹，可建立国家级、省级、县级地质遗迹保护段、地质遗迹保护点或地质公园。
2022年6月，自然资源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493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指出，《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颁布后，我国建立了一批国家地质公园和地质遗迹保护区，地质遗迹保护工作进入快速和规范化发展时期。
自然资源部在《答复》中给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地质遗迹资源丰富，类型齐全，为有效保护珍贵的地质遗迹资源，我国已建立15处地质遗迹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81处国家地质公园、300余处省级地质公园、53处国家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集中产地。
国家林草局数据则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有世界地质公园51处。
但我国的重要地质遗迹不止如此。
自然资源部在《答复》中介绍，2008年至2018年，原国土资源部将全国地质遗迹调查列入地质调查项目计划，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开展了以省级行政区为单元的全国地质遗迹摸底调查。自2019年起，自然资源部组织中国地质调查局实施了全国古生物化石调查。
2025年7月，在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中国地质科学院高级工程师李霞介绍，科研团队完成了全国31个省份7268处重要地质遗迹的普查，并按行业标准分等级记录与评价。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法学系主任、教授孟磊看来，这意味着我国重要地质遗迹目前主要依托自然保护地体系（含国家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实现保护，但部分野外散点重要地质遗迹不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仍存在保护主体不清、巡查责任不明、执法依据不足等问题，应成为今后的保护重点。
王国庆认为，生态环境法典已于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将自然遗迹纳入保护范畴，但未针对地质遗迹设立专门、系统的保护规则，缺少对散落野外、未划入自然保护地遗迹点位的保护规则。而《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已实施30多年，部分内容与现实不相匹配，形成“上位法典有原则性规定、现行部门规章已滞后”的格局。
孟磊认为，《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作为部门规章，层级偏低，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后主管实施主体、管理机制已发生调整，规章部分内容与保护现实不相适应，亟须提升立法层级，夯实地质遗迹保护的法治基础。
制定专门行政法规
近年来，我国地方地质遗迹立法探索步伐加快，部分地方针对本区域最具特色或最易受损的地质遗迹类型开展专项立法。
2022年9月25日起施行的《张掖七彩丹霞保护条例》规定，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符合专项规划，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依法办理审批手续。禁止未批先建、批建不符。
根据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河源市恐龙地质遗迹保护条例》，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盗挖、哄抢、私分、藏匿、走私、非法买卖恐龙化石，或者破坏恐龙地质遗迹等行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湘西世界地质公园保护条例》，涵盖立法范围、政府职责、规划编制、生态保护、跨区域协同及法律责任等，构建起系统化的保护管理体系。
除了地方推进专项立法以外，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在国家层面推进专门行政法规。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何兰田建议制定“地质遗迹保护条例”。自然资源部在前述《答复》中称，该建议对于促进我国地质遗迹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孟磊认为，在总结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亟须将部门规章《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上升至行政法规层面，适时制定“地质遗迹保护条例”，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地质遗迹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专门法规依据。
在王国庆看来，制定“地质遗迹保护条例”可解决基层管理与保护的现实问题：厘清自然资源、园林绿化、文旅、公安、综合执法、属地政府之间的权责，理顺巡查、线索移送、委托执法等机制，提高违法成本，解决“只能劝、不能管”的突出矛盾。
“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上位法，为地质遗迹保护专项立法预留了空间。”孟磊说，我国已形成比较成熟的地质遗迹保护、科普、监测机制，实践基础扎实，社会共识良好，制定“地质遗迹保护条例”切实可行。
“我国地质遗迹资源禀赋突出，而部分地方保护管理制度依据不足，亟须通过专项行政法规填补空白，筑牢生态文明法治保障。”王国庆说，另外，对于其他有丰富地质遗迹资源的地方，可以借鉴相关立法经验，制定地方性地质遗迹保护专门法规予以保护。
本报记者 陈磊